朱子不仅在理论上完成了一个体系，而且在修养实践方面提出了系统的方法，其核心则是敬。
孔子很重视学而知之，认为这是人生的一大乐事，这一点与后儒有些不同，他更重视经验知识，重视见闻之知，而且没有将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区分开来，如同张载那样。仁义礼智之智是价值论的，不是认识论的。
因为情感被认为是主观的、变化无常的，而真理则是客观的、普遍永恒的。大其心是不要将心局限在一身之内，也就是突破心物、内外的界限，心既是主体，也是本体，体物则是一种民吾同胞物吾与[10]的本体体验，而不是将万物当作对象去认识。孟子将心之思与耳目之官进行比较，确立思的重要性与优越性，并不是建立先验自我，也不是心与物、灵与肉的二元论，这一点与西方哲学有重要区别。人不能也无法知道他何时要死亡，寿命有多少，或何时贫贱、何时富贵之类。这一点与《大学》毫无本质区别，只是将明德说成理，采用了所谓本体论（不同于西方的本体论）的说法。
因此，知是善恶好恶之知，不是一般的知识，知善则来善，知恶则来恶，事物与人的关系完全是由好恶之情决定的。无外之心才能合天心，但天心不是真有一个心，而是以生物为心，天并无喜忧之情，只有人有喜忧之情，但人的喜忧之情恰恰来自天心。[62]《牟宗三新儒学论著辑要》，第323页。
理性之取舍不一，而要以无私底感情为中心。因此，他认为人生理想应当由有我进到无我境界。[8] 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哲学文化。……不过在全体上，无论意志理智和多种复杂的感情作用，实都拿‘情作其生命，作其根底。
[21]《科学与人生观》，第286页。另一位大将梁启超明确提出情感的重要性，并且认为，情感才是生活的原动力。
这两部书与科玄论战有直接的关系，是对论战中提出的有关情感问题的进一步发展。一方面说明，他对儒家哲学的精神有深刻理解。[22]《科学与人生观》，第345页。[19] 从这里，也可以看见中国传统哲学为现代人所留下的宝贵遗产。
[7] 梁漱溟：《中国文化要义》，路明书店1949年版，第138页。[45] 直觉的作用在于拆除我与物的障壁，以同情之心深入事物的内部，把握其生命，因而不等于一般感觉，但也不是离开感觉，有所谓纯粹形而上的或超绝的直觉，直觉总是以感觉为依据、从感觉中涌现出来的。儒家所说的一体，是一种境界，也是一种存在状态，但它承认世界的差别性，有理一分殊之说。林宰平认为，情感活动固然有主观性，但又不仅仅是主观的，有时连什么主观，非主观，都说不上，他是莫明其妙而发动的[14]。
由吾人移情万物之审美意识，亦可使吾人于万物之流行变化互相贯通中，直觉－宇宙生命之内部鼓荡而接触神之存在。这就是一种划界，因为它们都有各自的范围。
如果从思想来源而言，袁家骅更多地继承和发展了道家学说，而朱谦之则更多地继承了儒家学说。吾人与之感通，非徒赖吾人思想，且赖吾人之情感、意志、整个之生命。
[47] 冯友兰：《三松堂自序》。从梁启超到朱谦之则从中国传统哲学中吸取了智慧，从情感的角度解决自由问题，梁启超的美和爱（自由恋爱），朱谦之的真情的自由[48]，就是这方面的代表。[25] 朱谦之：《一个唯情论者的宇宙观及其人生观》，同一书局1928年版。近百年来自然科学进步，方才发明了一个求知识的方法。但他并没有直接提出情感问题。情感问题之重要，连科学派也不能无视，而要认真对待。
但是，从哲学的角度来看，这次辩论确实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，这就是价值与事实、情感与知识的关系问题由熊十力所开创的当代心学，得到进一步发展，其后牟宗三等人认为，儒家哲学的核心是心性之学，而心性之学是有生命力的。
究其原因，不是由于意志，而是由于情感，情便是宇宙存在的原因，……是宇宙的真生命。由吾人之求真心与理性活动，固可使吾人有客观之神之观念，并可以论证证明神之存在。
……所以‘无我，并不是于生命的流行逆而销之，而正是于生命的流行顺而达之。西洋偏长于理智，而短于理性。
这也正是哲学的目的和作用。[48] 朱谦之：《一个唯情论者的宇宙观及人生观》，第145页。当时的一些重要学者梁启超、胡适、林宰平、张东荪、王星拱、孙伏园、吴稚晖、唐钺、任叔永、朱经农、范寿康、陆志韦、菊农（瞿世英）等人都参加了论战。凡讲生命哲学的人，无不讲直觉，因为从根本上说，生命哲学是与理智分析和知识理论不同的。
他在晚年提出，哲学与神话、宗教的目的和作用是相同的，神话和宗教，其目的和作用，都在于说明人和自然的关系，使人知道在自然界中所处的地位，从其中可以得一个‘安身立命之地。他并不讳言心性和善，并且认为，情与性与善在本质上说是统一的，这种统一是从存在上说的。
有人总想把儒家的智说成是理智、理性而与情感无关，以此证明儒家的理性之义，比起唐君毅将智解释成好恶，前者更加远离儒学思想而后者更加接近儒学思想。在西方，解决自由问题另有传统。
‘情就是心理的全部状态，……研究心理状态的惟一方法……就是反省的内观法。如是，心亦即是‘道德判断之标准：同时是标准，同时是呈现，此为主客观性之统一。
他也讲真情、真我、真理。总之，解决人生意义的问题是不能没有情感的。这是否缺乏逻辑证明的严密性呢？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，就要先问，道德问题是不是纯粹的逻辑证明问题，更何况，任何逻辑证明都是从不证自明的所与出发的。所谓纯粹的理知有离心的倾向，这也是很深刻的见解。
[32] 在原始的精神状态中无所谓知、情、意，这是有道理的，因为原始意识并没有自觉的自我区分，但这不是说从心理机能上没有不同的功能。[46] 五四提倡青年男女自由恋爱，这是反礼教的一个重要方面，科玄论战中的玄学派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是玄学的，他们在提倡情感人生而反对机械人生的同时，大都以男女恋爱作为例子来批评科学派，表明他们继承了五四的自由精神。
其中，他最关注的是情感问题。人生全体的发展，一定要各方面调和起来方能有望，决不能单从一方面进行的。
二、科玄论战中的情感问题 在梁漱溟的《中西文化及其哲学》发表之后不久，1923年，在中国学术界掀起了一场论战——科学与玄学的论战。[51] 冯友兰也是运用逻辑、概念分析的方法建立哲学体系的，但他认为，中国哲学的精神是境界说，因此，贞元六书中的《新原人》才是冯友兰哲学思想的核心，他的四境界说中的最高境界是同天境界，同天境界也就是乐天境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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